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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取民营经济极为发达、中国*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为分析对象，在考察了1949年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之后，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地方政治精英出于自身政治利益*大化而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全书共分7章。书中的逻辑不仅能够分析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差异，同时也为进一步理解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性质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1 引论

1.1 问题的提出

1.2 浙江模式的特点

1.3 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和解释

1.4 本书的解释：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1.5 浙江模式和现象的理论意义

2浙江的共产主义革命与1949年后的权力格局

2.1 浙江省的共产革命和本地政治精英的形成：1922—1949年

2.2 浙江1949年后的政治布局和权力结构

2.3 20世纪50年代的权力零和博弈

附录 游击队县和非游击队县的变量构建

3为什么黑夜中狗不叫？农业集体化中的基层反应和策略

3.1 20世纪50初的经济变局：从新民主主义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3.2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高层政治的迷雾与政策不确定性

3.3 浙江农村的群体性事件（I）：闹退社

3.4 浙江农村的群体性事件（II）：包产到户

附录 “闹退社”地区差异的计量检验

4 失意者们，团结起来： “文革”中的“资本主义”复辟

4.1 从“大跃进”到“四清”

4.2 “文革”中的权力游戏

4.3 “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效果

附录 对浙江各县“文革”期间武斗激烈程度的计量检验

5 具有浙江特色的经济发展：改革时代政治不确定性下的民营经济和基层创新

5.1 “文革”后浙江的政治走势和特点

5.2 政治不确定条件下的农业去集体化：1977-1982年间包产到户的蔓延和合法化

5.3 1976年后浙江企业家精神的迸发和民营企业的创业历程

6 结论和讨论I：浙江模式VS.江苏模式——兼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差异

6.1 江苏省的革命历史和地方权力结构的特点

6.2 江苏的“文革”和社队企业的发轫

6.3 历史冲击、地方权力结构和经济发展：关于江浙对比的几个可检验假说

7结论和讨论Ⅱ：权力结构、政商关系和民营经济的未来

章奇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精英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和资源分配。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y, 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明兴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rterly、《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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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农业改革期间 ，地方领导人对民间自发的农业生产“单干“和“包产到户＂的立场和态度，往往是决定此类经济活动是否能顺利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和当时四川省委的负责人就是对此类经济活动表示支持的地方领导人的代表人物。当时民间有谚云：“ 要吃米 ，找万里 ……＂。

在一系列经典研究中，奥尔森及其合作者（ Mcguire and Olson，19 Olson1993，2000）指出：如果最高统治者的在位时间足够长，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从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经济，以最大化未来的税收收人；这意味着具有长远眼光的最高统治者会通过提供良好的治理（ governance）、制度和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根据这一“坐寇”（ stationary bandit）理论或“经济上慈的独裁者”（ economically benevolent dictator）理论，从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此类统治者可以杜绝狭隘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保证实施那些符合更广泛社会利益的经济政策，而据说此类政策在民主体制下反而会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不被采用（Boix，2003； Przeworski et al。，2000）。同样地，这逻辑指出统治者会通过一定的机制来选贤任能，任用和提拔那些具有真才实干者来执掌国家公器，以推行合适的经济政策，并根据其政绩进行奖（Edin，2003； Li and Zhou，2005；Xu，2011）。后一个推论和本书的研究密切相关，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地方政治精英是如何管理地方经济的。

但许多学者指出，坐寇理论和经济上仁慈的独裁者理论忽略了真实世界中的一个政治现象：在非民主体制下，政治精英必须考虑因非正常状况所导致的政治生存（ political survial）问题。虽然无论政治制度如何，所有的政治精英都对权力最大化有着无比的动，但在非民主体制下，由于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同时无法排除将暴力作为解决政治争斗的最后一个选项，因此，哪怕所有的政治精英曾经是盟友关系，他们也可能为提防对方为了权力最大化而背弃承诺，做出损害己方政治利益的举动，而谋求自己的权力最大化（Soik，2012）。这样一来，即使是最高统治者，也不仅要面对直接的敌人，而且时刻面临着为其盟友和下属所背叛和出卖的潜在威胁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言论自由和独立公正的选举，因而也就缺乏一个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来甄别盟友和敌人（Shih，2010）。换言之，即使所有人都宣称对掌权者的忠诚，但实际上他们却可能正在密谋反对他。这样一来，就会出现政治学者 Tullock（1987）所断言的情况，即所有的独裁者都无法感受到安全。实际上，不仅最高统治者，统治集团内部的所有其他政治精英也都会有相同的顾虑。换言之，和最大化未来的税收收入相比，如何保证政治生存才是独者和其他政治精英更优先的考虑（ Haber，2006； Wintrobe，1998，2007）

历史遗产假说在分析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即使我们接受改革前的经济结果会对改革后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也只不过把我们需要分析的现象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向前推移了一段，但并没有对现象本身进行解释。换言之，如果改革前的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是很重要的，那么导致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历史遗产假说并没有对此予以解释。实际上，如果导致改革前经济发展地区差异的因素，同样也会导致改革后经济发展出现同样的差异，那么历史遗产假说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所谓“第三个遗漏变量”（ The Third Omitted Variable）的问题

按照这种自下而上的对策驱动的观点，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中扮演英雄角色的既不是北京的政策决策者，也不是那些掌印一方的地方大员，而是那些勇于开拓、打破既有限制的基层群众和干部。无论国家对民营经济的管制如何严密，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总能从中产生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冒险者和开拓者。这些处于权力金字塔底层的小人物，可以是路边小店的店主、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从国有或集体企业接受外包业务的家庭工厂的户主，等等。而那些地方官员，则允许甚至鼓励他们治下的群众去尝试各种不被当时的法规或意识形态所允许的经济活动。他们的做法，无疑给更上层的政策制定者发出了现有制度安排无效率和不合理的信号，从而推动后者进一步进行改革。换言之，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原有体制和束缚的突破和对在现有体制下的半合法甚至是不合法的经济活动的大胆实践。

包产到户事件中受打击最大的人正是那些处于权力边缘的地方干戴洁天的遭遇就是一例。虽然包产到户的发明权属于戴洁天，但从头至尾他只不过是在执行永嘉县委的决策，他本人并非试验包产到户的决策者尽管如此，最终戴洁天所受的惩罚却是最重的。他不仅被打为右派，而且被认定为“反革命”，并被判处劳动管制3年；其家庭也受到牵连，妻子丢掉了县教育局的工作，子女也丧失了城市户口。（戴洁天，2002，第2428页）甚至李桂茂在戴洁天服刑期间碰到他，也不禁为其遭遇而动容，认为戴洁天所受处罚大大超过了他所应承担的过错。（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2008，第177-178页）除此之外，在永嘉县委农工部中，除南下干部韩洪昌外，其他所有地方部（基本上都是游击队干部出身①）都被降职，或被开除党籍划为右派，或被遣送劳改。甚至普通群众也受到波及。有10名农民被以“煽动包产到户”的罪名判刑入狱，其中2人被判服刑20多年，并有1人在服刑期间死亡。很多群众和基层干部也受到程度不同的牵连和打击。

书籍介绍

本书选取民营经济极为发达、中国*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为分析对象，在考察了1949年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之后，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地方政治精英出于自身政治利益*大化而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全书共分7章。书中的逻辑不仅能够分析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差异，同时也为进一步理解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性质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