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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习称的“孔庙”，实际上应当称之为“文庙”。文庙用来祭祀孔子及历代儒家圣贤。文庙祭祀时所采用的礼仪称之为“释奠礼”，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国祭”。其雏形可以追溯到孔子去世那年（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此后，它逐渐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在海外盛行，堪称历史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时至今日，文庙释奠礼依然在全球华人中有着广泛影响。本书分六个部分，详细梳理了文庙释奠礼的萌芽、形成、发展过程，明清两代举行释奠礼的基本情形，以及对世界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内容具有独创性，是一部颇具普适性文化价值的学术专著。

前言

章  文庙与文庙祭祀

节  文庙原始

第二节  文庙的发展沿革

第三节  文庙与释奠礼

第二章  文庙释奠礼仪的形成与发展

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源流

第二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雏形

第三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定型

第四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高峰

第五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衰变

第三章  文庙释奠的仪程

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构成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释奠仪程

第三节  明、清时期释奠仪程的比较

第四章  文庙释奠的从祀制度

节  文庙从祀制度的历史变迁

第二节  文庙从祀制度的构成

第三节  文庙从祀的教化作用

第五章  文庙释奠的思想文化内涵

节  文庙释奠的文化意蕴

第二节  文庙释奠的政治意蕴

第三节  文庙释奠的宗教意蕴

第六章  文庙释奠礼仪的延续及其新形态

节  港澳台地区的文庙释奠礼仪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庙释奠礼仪

第三节  国外的文庙释奠礼仪

第七章  当代文庙释奠礼仪的构想

节  对当前文庙释奠热潮的反思

第二节  文庙释奠礼仪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对当代文庙释奠的构想

结语

附录

一、历代对孔子的追谥

二、历代帝王幸鲁

三、阙里孔庙从祀“十二哲”

四、阙里孔庙从祀先贤、先儒

五、明代释奠仪程

六、清代释奠仪程

七、孔子故里曲阜“公祭孔子大典”仪程

八、曲阜阙里孔庙“公祭孔子大典”祭文

后记

　　刘续兵，现任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学史、文庙祭祀制度。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奥运圣火传递曲阜站”总策划和起点仪式现场指挥。2011年至2016年，连续举办大型国学普及推广讲座“春秋讲坛”，观众三万人次。参加了总书记、赵乐际等中央领导座谈交流等工作。主要学术成果：在《光明日报》《山东社会科学》《孔子研究》《社会科学报》《孔子学刊》《大众日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编《孔子这样说》（山东友谊出版社中文版，奥地利BACOPA德语版，韩国学古坊韩文版，成为德语和韩语地区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读本）、《孔子文化与中国道路》（山东友谊出版社）等。主持香港孔教学院“文庙祭祀礼仪研究项目”等；参与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孔庙祭祀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文庙祭祀礼仪研究》等省级课题多项。担任山东省文化艺术重点学科“孔子文化传播”学术带头人。2014年，所著《孔子这样说》获“第三届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与应用优秀作品评选著作类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十大优秀读物”。201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

　　房伟，男，中共党员。历史学硕士，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在读。现为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文庙从祀制度、中国儒学史。所著《孔府文化研究》（3/3）获山东省第二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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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章  文庙与文庙祭祀

　　文庙的建造，始于孔子故里曲阜，初仅是茔不过百亩，封不过三版，祠宇不过三间 。经过后世的建设，文庙不仅在建筑数量上不断增加，其规模和品级也有很大提高。

　　在帝制中国，文庙是由国家统一修建的礼制性庙宇。其主要的作用在于奉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熊禾曾言：“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 此处“祠”即指文庙。孔子是儒学宗师，为道统之源，因而祭祀孔子，即是为了尊崇儒家道统。对此，明洪武年间的侍郎程徐曾言：

　　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 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 

　　程侍郎之言可谓精辟！文庙祭祀当然是为了纪念孔子，表彰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文庙祭祀更彰显了历代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体现出中国人对人生圆满、社会和谐的不懈努力与追求。

　　节  文庙原始

　　作为专门祭祀孔子及儒门先哲的国家礼制性建筑，唐宋以后，文庙遍及京师及地方各级行政区域，其建筑规模不断扩大，规格不断提高，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庙”称谓的形成，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国学孔子庙被称为“夫子堂”，地方学校孔子庙名曰“宣尼庙”。唐开元年间，孔子被册封为“文宣王”，孔子庙又改称为“文宣王庙”。宋、金、元时，追随孔子封号的改变，其名称相继称作“至圣文宣王庙”“大成至圣文宣王庙”等。从明代开始，地方学校称作“儒学”，孔子庙也改称“文庙”。

　　文庙的不断发展，与孔子地位的抬升密切相关。自从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渐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后世统治者无不把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为治国的纲领，儒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也因此受到特别的尊崇，成为人们特别是士大夫阶层顶礼膜拜的偶像，祭祀孔子的活动逐渐发展为一种国家祀典。文庙之兴盛实源于此。

　　一、文庙溯源

　　文庙的鼻祖，应追溯至曲阜阙里。据南宋时孔子后裔孔传所作《东家杂记》记载：“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这是关于孔子庙建立时间早的记载，后世多从其说。如清儒陈锦所订《文庙从祀位次考》亦谓：“哀公十七年，即旧宅立庙以祀孔子。”但是，这个结论遭到了近代学者的质疑。讨论文庙祭祀，首先需要做的正是追溯文庙的源头。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位“私学”教师，不仅开创了划时代的“教育史”，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按《史记 孔子世家》的记载，在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孟釐子卒，临终前命其子师从孔子。于是，“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不过，孔子真正开始大规模设坛讲学，大概从其三十岁开始。他晚年自谓“三十而立” ，恐怕即是对此而言。从三十岁到七十二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仁慈的关爱、宽容的胸怀、伟大的人格，赢得了众弟子由衷的信任和爱戴，孔门内“其乐也融融”。尤其是经常见诸记载的十几位高足弟子，如颜回、子贡、子路、有子、冉有、曾参、仲弓、子张、子夏、子游等等，在长期跟随孔子的学习、生活中，与老师生发了极为深厚的感情，以后世之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喻之，亦不为过。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可以称之为“拟血缘关系”。

　　正因为在人格上的巨大魅力、在思想上的巨大影响，孔门师徒间这种“拟血缘关系”其实已超出普通血缘关系所能传达的感情。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孔子对弟子早卒所表现出的悲痛之情。孔子心爱的弟子颜回“短命早死”，孔子连声高呼：“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这是孔子去世前两年的事情。孰料，祸不单行，第二年，另一位心爱弟子子路去世。《孔子家语 曲礼子夏问》记载，当子路在卫国被杀之后，卫国的使者告诉孔子，子路被“醢之矣”时，孔子动情地“令左右皆覆醢”，长叹道：“吾何忍食此！”这是孔子去世前一年之事。于此二例，我们可以见出孔子对弟子之深厚感情。

　　另一方面，从弟子对孔子的感情来说，同样表现了一种类似父子亲情又超乎父子之情的情感。《论语 先进》便记载孔子之言，“回也视予犹父也”，这自是实情。这种感情在孔子去世后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如《孔子家语 终记解》所记，孔子去世后，“门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因为过去的丧服礼，并无为“师”服丧这一项，这属于前无成例可循的。这时子贡说：“昔夫子之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随后将夫子“葬于鲁城北泗水上”，殡葬“兼用三王礼，所以尊师，且备古也”。于是，弟子服“心丧”三年，独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于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居曰孔里” 。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于当时弟子及鲁人心目中的地位。

　　基于上述体认，不难想见，公元前 479 年，当为王道理想奔波了一生的孔夫子在鲁国去世时，人们是多么的悲痛！三百多年后，司马迁游历曲阜，“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后写下了《史记》中的名篇《孔子世家》，其中对孔子去世后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於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

　　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 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这段资料为我们探讨文庙及文庙祭祀的由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对于理解文庙的源头非常关键。而恰恰在这关键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其关节点有二：一为“冢”是否为“家”之讹的问题，一为“故所居堂、弟子内”的理解问题。

　　关于个疑问，日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引清儒阎若璩之说，以为“冢”当为“家”之讹，因为“乡饮、大射”在“冢”进行不合古礼。郭嵩焘亦曰：“此‘冢’字应作‘家’。”这一观点得到了王叔岷先生 、韩兆琦先生 等史记学专家的认同。而这又与后文司马迁所谓“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相合。

　　而李纪祥先生则以为：“阎氏与泷川氏之改字说似是而非，‘孔子家’三字能成词否？孔子当时岂有曰居处为家者，司马迁此处行文可致其疑而不可径改其字也，改‘冢’为‘家’，读作‘孔子家’尤不伦，不可从。” 不过，一些记载似乎印证了阎若璩等人的观点。《水经注 泗水》记载：“（周公）台南四里许，则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而宋本《北堂书钞》卷 139 则引作“孔子家大一顷”。但今人曲英杰先生指出了其中的可疑之处。他认为，此处所谓“家”当为“冢”之讹，而“宅”乃“家”之讹。因为根据《礼记 儒行》“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尉缭子》“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等记载推测，孔子故宅不可能大至“一顷”，因此，《史记》作“冢”应当是正确的 。《史记集解》引《皇览》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与此“孔子冢大一顷”相合。但，韩兆琦先生以为，汉代“一顷”，约当今之数十亩。言下之意，司马迁所谓“孔子家大一顷”，乃其当时所见者，非谓孔子时。 可备一说。

　　关于第二处疑问，即对于“故所居堂、弟子内”的理解，司马贞《索隐》以为：“谓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没后，后代因庙，藏夫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寿堂中。”对此，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说道：“《索隐》所说非也，方氏《补正》曰：当作‘故弟子所居堂内’，传写误倒。”近人郑绪平《孔子世家商榷》承此说，曰：“《世家》原文，有‘故所居堂弟子内’句，词气殊失通畅，疑必有误。崔述所撰《洙泗考信录》，曾将‘弟子’二字删除，固较原句为善，儒者亦多从之，余以为似有不尽然者……是以疑其原句当为‘故弟子所居堂内’之误，‘弟子’二字，乃错简误置耳。” 

　　而泷川氏引《汉书 晁错传》“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颜师古注引张晏曰：“二内，二房也。”指出，此处“内”当作“室”解。王叔岷以为得之。弟子内，即孔子弟子所居之室。《礼记 内则》可以为证，以“堂”为“外”，以“室”为内。而上文所谓“故”，亦非“是故”“所以”之义，乃“旧”义 。

　　李纪祥先生于此得出结论，此处所谓“后世因庙”的“故所居堂、弟子内”并非指“孔子故宅”，而位于“孔里”。进而得出结论，孔子庙早位于“孔里”，而非“阙里” 。这一观点其实承自曲英杰《汉魏鲁城孔庙考》。曲英杰先生通过对各种史料记载的综合分析，得出了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为孔子立庙于阙里。而阙里孔庙今址在孔林北。古阙里与今曲阜城内阙里非一处。而直至东汉中后期，孔子庙一直立于此处。孔子庙迁入孔子故宅，大约在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30）至阳嘉三年（134）之间 。然而这一结论，多为推测之词，并非定论。

　　我们以为，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与“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分属两事，不可混为一谈。而鉴于司马迁所谓“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的说法与“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应为一事，则此“孔子冢”或真为“孔子家”之误，如从曲氏所言“孔子家大一顷”又与当时礼制不合，则此当作“孔子冢大一顷”，于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孔子冢大一顷”当为错简，应在“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之前，如此，各种矛盾才得以化解。

　　而曲氏谓孔子周游列国前居于旧宅，返鲁后旧宅则为子孙居住，而其主要居住在讲堂内，讲堂并不与旧宅一处，而是居于所谓“古阙里” 。此亦为臆测之词。这里有两处疑点。一，孔子周游之前，已经拥有大量弟子，为何可以居于旧宅，而返鲁后年事已高，却弃旧宅弗居，而居于讲堂呢？二，孔子之子伯鱼先于孔子去世，其妻亓官氏已卒于孔子周游返鲁前，而其孙孔伋年龄不会成年，不可能单独居住。而且，孔子返鲁后，被尊为“国老”，虽不见用，但其地位仍在，我们经常会看到鲁哀公、季孙氏对孔子的造访。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说孔子晚年不居于旧宅。

　　司马迁所谓“后世因庙”，孔祥林先生以为：“可见故居早期只陈放孔子生前服用的衣冠琴车书，是纯粹的纪念馆，并没有说明改造为孔子庙的时间。” 并根据“大夫三庙”的礼制，推断孔子故居改为孔子庙的时间当在孔子裔孙子思去世之后，为孔子曾孙孔白所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的记述说“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显然是有庙而后藏诸衣冠等纪念物。而我们从“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的记载来看，似乎不会太迟，而极可能即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为。曲氏以为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一事，可以证明此时旧宅尚无庙。我们以为，所谓孔子庙，只不过是孔子所居堂，并非整个孔子旧宅皆为庙。因此，从恭王坏宅，无法得出孔子庙不在此处的结论。

　　而《后汉书 明帝纪》的一段记载，值得引起重视。永平十五年（72），“三月……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这段文字明确显示出，明帝是在孔子宅祭祀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因此，所谓孔子庙不在旧宅的说法就显得牵强了，而随后说亲御讲堂云云，则表明讲堂即在孔子宅或其附近。于此，我们可以推论汉高祖过鲁“祠孔”、光武帝过鲁“祠孔”皆极有可能与明帝同，都在“孔子宅”进行。

　　参诸《史晨前碑》：

　　建宁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谒神坐。

　　又《史晨后碑》：

　　建宁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谒孔子，望见阙观，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气拜手。祗肃屑  ，仿佛若在。 依依旧宅，神之所安。春秋复礼，稽度玄灵。 

　　可知孔子“神坐（座）”即在孔子宅，“依依旧宅”更明确说明了“庙”与“宅”的关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史记 孔子世家》中所谓“庙”，并无“孔子庙”“文庙”之称，却是日后文庙的雏形，这是毋庸置疑的。彼时之“庙”，远非后世可比，恐怕只是在孔子旧宅中的“居堂”辟为“庙”予以祭祀而已，所以刘邦、刘秀、刘庄等来曲阜“祭孔”，史书皆未言“庙”。但我们却不能得出庙不存在或不在旧宅的结论。尽管当时的“孔庙”，其性质只不过是孔子弟子、后学和孔氏后人对其祭祀纪念的场所，不具有后世“文庙”的官方性质，但可以说，这恰是后世“文庙”的鼻祖，也是文庙祭祀的雏形。

　　综上所述，旧宅之“庙”其实蕴含有“家”与“国”两个向度的内涵。首先，它具有“家庙”的性质；同时，由于孔子的文化贡献，它又超出了一家之私，即作为“文化”行为，纪念先圣先师的“学统”“道统”的意义也蕴藏其中。难怪乎司马迁为孔子唱出了一首伟大赞歌：“《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可以说，阙里孔庙的性质是为复杂的，“它既有孔子纪念庙宇的性质，也有孔氏家庙的性质，但还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作为世界上的所孔子庙具有特殊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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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中国人习称的“孔庙”，实际上应当称之为“文庙”。文庙用来祭祀孔子及历代儒家圣贤。文庙祭祀时所采用的礼仪称之为“释奠礼”，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国祭”。其雏形可以追溯到孔子去世那年（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此后，它逐渐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在海外盛行，堪称历史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时至今日，文庙释奠礼依然在全球华人中有着广泛影响。本书分六个部分，详细梳理了文庙释奠礼的萌芽、形成、发展过程，明清两代举行释奠礼的基本情形，以及对世界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内容具有独创性，是一部颇具普适性文化价值的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