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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是加缪*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之一。北非城市奥兰突发鼠疫，主人公里厄医生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救助病人，并领导一大批人奋起反抗可怕的瘟疫，终使疫情得到了控制。加缪以十分平静的笔调，赞扬了直面惨淡境况的真正勇者，表达了对生命的无限渴望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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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荒诞哲学及文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年仅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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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奥兰 的奇特事件，构成本部纪事的素材。通常认为，这些事件不该发生在那里，情况有点儿反常。初次领略，奥兰的确是一座普通城市，只不过是阿尔及利亚滨海的一个法国海外省的省会。

    应当承认，这座城市，从本身看来挺丑陋，表面看上去倒很平静，必须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发现它同各个地域其他许多商埠的差异。譬如说，一座城市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没有花园，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的翅膀，也听不到树叶沙沙的声响，总之，这样毫无特色的地方，让人怎么想象呢？在这里，四季的嬗变仅仅在天空显现。只有清爽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大批花篮，才带来春天的消息：那是在市场上兜售的春天。整个夏季，炎炎烈日烧烤着干透了的房舍，给墙壁蒙上一层灰突突的灰烬。于是，家家户户只能关紧了百叶窗，躲在阴影里生活。到了秋天则相反，大雨滂沱，满街裹着泥浆的洪流。 

    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并如何死亡。也许是受气候的影响，在我们这座小城里，所有这些事情都同时进行，处于同样状态，既狂热又驰心旁骛。也就是说，大家都感到百无聊赖，又得尽量习以为常。我们的同胞都很有干劲儿，但总是为了发财致富。他们对经商兴趣尤为浓厚，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首先经营的是买卖，自不待言，他们也同样喜爱寻常的乐趣，他们爱女人，爱看电影，爱泡海水澡。不过，他们却十分理智，这类消遣只留待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而一周的其他日子，就力求多多赚钱。傍晚他们离开办公室，定时到咖啡馆相聚，再沿着同一条林荫大路散步，或者待在自家的阳台上。年纪轻的人，欲望强烈，但是短暂；而年纪的人，坏毛病也大不过参加滚球协会的活动、联谊会的宴会，到俱乐部打牌，碰运气大赌两把。

    想必有人会说，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城市所特有的，总体来说，我们同时代的人莫不如此。如今，看到人们从早干到晚，余下的时间就去打牌、喝咖啡、闲聊，这样的生活恐怕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也有些城市，也有些地区，那里的人时而会臆想别的事。一般来说，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只不过，总还有过臆想，这就比什么都强。奥兰则相反，看来是一座没有臆想的城市，亦即一座纯粹现代的城市。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具体描述我们这里相爱的方式。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做爱的行为中快速地相互餍足，要么在婚约中二人长相厮守。这两种之间，往往找不到折中。这也算不上独特。在奥兰如同在别处一样，大家都没有时间，缺少思考，不得不相爱而又浑然不觉。

    我们这座城市更为独特的，还是人临死可能碰到的难题。用“难题”二字也不甚恰当，说不舒适或许更确切些。生病从来就不是惬意的事儿，但是有些城市，有些地方，生了病会有人照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顺其自然。一个病人就需要温馨呵护，喜欢有所依赖，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奥兰，气候这么，生意这么繁忙，景观这么乏味，傍晚时分消失得这么快，而寻欢作乐又是这等水平，这一切都要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人生了病，就陷入了孤独。那么再想一想一个要死的人，简直就是掉进陷阱，被几百堵热得噼啪作响的墙壁困住，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都在打电话或者在咖啡馆里谈汇票，谈提货单和贴现。说来不难理解，即使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在一个酷热干燥的地方，死神突然闯来，人临终的时候境况该有多么艰难困窘。

    我指出这样几点，也许足以让人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概念。眼下说到什么，都不宜夸大其词，只应该强调市容和生活状态都平淡无奇。不过，只要生活习惯了，也不难打发时日。既然这座城市容易让人习惯，那么就可以说无往而不利了。当然，从这个角度看，生活就不那么趣味盎然了。但是在我们这里，至少没有出现过混乱。本城的居民为人直率、友善而活跃，总能赢得旅游者应有的敬重。这座城市既无美景，又没有草木和灵魂，终似乎让人感到安宁，在这里的人终于可以进入梦乡。不过，还应当说句公道话：这座城市镶嵌在无与伦比的美景中，坐落在一块光秃秃的高地中央，而高地则环绕着阳光灿烂的山峦，整个对着风景如画的海湾。说到遗憾可能只有一点，就是城市的格局背对着海湾，因此不可能眺望海景，必须越过山峦去寻找。

    说到此处，恐怕大家不难理解，我们的同胞做梦也想不到，这年春天会发生这么多变故，我们也是随后才明白，这些变故正是我们打算在这里记述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这些事实，在一些人看来非常自然，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并不足信。但是，不管怎样，一名纪事作者无法考虑这些矛盾的说法。他的任务仅仅是说：“这事发生了。”想只因他知道，这事确实发生了，事关一地全体居民的生命，而且，还有数千名目击者会由衷地认为，他讲述的情况完全属实。

    再者说，叙述者，到时候都会了解他是何许人，如果不是事出偶然，他得以搜集相当数量的手材料，如果不是势在必行，他裹进了他打算讲述的所有这些事件里，那么，他就不大可能开发这样一种事业。正因为有了这些条件，他才名正言顺地做起了历史学家之事。当然，一位历史学家，即便是业余的，也总要掌握一些资料。本书的叙述者手头自然也有资料：首先是他亲眼看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既然他担当了角色，就得去搜集这部纪事所有人物的心声，后便是辗转落入他手上的文字资料。他心中自有准谱，到了适当时候就进行筛选，充分利用这些资料。他还打算……好了，也许该放下这些评论和谨慎的言辞，到了直接叙事的时候了。头几天的情况，要讲得稍微详细一些。

    二

    四月十六日上午，贝尔纳•里厄大夫走出诊所，看到楼梯平台中间绊着一只死老鼠，当即一脚踢开，并没在意，就下楼去了。可是到了街上，他忽然想到那只老鼠不该死在那地方，于是返回，要告知门房。面对米歇尔老先生的反应，里厄大夫就更加明确地感到他的发现异乎寻常。乍一碰到这只死鼠，他只是觉得有些蹊跷，而门房却把这视为一种诬蔑。门房决不容忍，断言这楼里绝没有老鼠。里厄大夫则向他保证说，二楼的楼道上就是有一只，大概死了，可是白费唇舌，米歇尔先生还是坚信不疑：这楼里没有老鼠，而这只老鼠，一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是一场恶作剧。

    当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楼道里，要摸出钥匙来，才好上楼回家，他忽然发现一只大老鼠从楼道的幽暗深处溜出来，身子摇摇晃晃，皮毛全湿了。老鼠停下来，似乎要保持平衡，随即跑向大夫，又停下来，原地打了个转儿，轻轻叫了一声，终倒地，从半张的嘴里咯出血来。大夫瞧了它半晌，上楼回家了。

    他想的不是那只老鼠，而是念念不忘那咯出的血。他妻子病了有一年了，准备次日动身去一家山区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的嘱咐，躺在他们的卧室里。旅途劳顿，她要养足精神。她笑脸相迎，说道：

    “我感觉很好。”

    大夫端详在床头的灯光下转向他的脸庞。妻子三十岁了，尽管一副病容，可是在里厄看来，这张脸始终保持着青春，也许是这嫣然一笑驱走了其余的一切。

    “能睡就多睡会儿，”里厄说道，“护士明天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车站，赶十二点的火车。”他亲了亲妻子微微潮湿的额头。那笑容一直送他到门口。

    第二天，即四月十七日，早上八点钟，大夫出门，被门房拦住。门房指责有人搞恶作剧，又把三只死鼠撂在楼道中间。老鼠浑身是血，估计是用大号老鼠夹子捕杀的。门房拎着死鼠的爪子，在门口守了好一会儿，想用冷嘲热讽来激那些坏蛋现出原形。然而一无所获。

    “哼！那些家伙，”米歇尔先生说道，“早晚会让我给逮住。”

    里厄大为不解，决定去城边街区巡诊，那里住着他的穷困的患者。这些街区清理垃圾要晚得多，他的汽车在飞扬的尘土中，驶过一条条笔直的街道，车身几乎擦着撂在人行道边上的垃圾箱。大夫在这样驶过的一条街上数了数，有十二只死鼠扔在烂菜叶和肮脏的破布片中间。

    大夫探视的个患者正躺在床上。房屋临街，既是卧室，又当餐厅。患者是个西班牙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两个盛满鹰嘴豆的小锅。大夫进来时，这位老哮喘病患者正半坐在床上，他见大夫进来，身子便往后一仰，想调一调高低不平的急促喘息。他妻子拿来一个小盆。

    “嗨，大夫，”患者在打针时说道，“它们跑出来了，您看到了吧？”

    “是啊，”他妻子也说道，“邻居拾到三只。”

    老人搓着手。“它们跑出来了，所有垃圾箱里都看得见，是饿的！”随后，里厄无须费力就观察到，全街区的居民都在议论老鼠。

    他巡诊完了便回家。“有您一封电报，送楼上了。”米歇尔先生说道。大夫问他，是否又见到了老鼠。“嗳！没有，”门房回答，“要知道，我的眼睛盯着呢。那些蠢猪没那个胆子了。”电报告知里厄，他母亲于次日到达。在儿媳去疗养院期间，老太太来料理儿子的家务。大夫走进家门，见女看护已经到了，又见妻子穿好了套裙，略施了脂粉，正站在那里。里厄冲她笑了笑。“好哇，”他说道，“很好。”过了片刻，到了火车站，里厄将妻子安置在卧铺车厢里。他妻子瞧着车厢：“这对咱们来说也太贵了，是吧？”“有这个必要。”里厄回答。“听说闹老鼠，是怎么回事儿？”“我也不清楚，怪得很，不过，事情会过去的。”接着，他说得很快，请求妻子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可是对她太粗心了。他妻子连连摇头，似乎向他表示快别说了。他还是补充一句：“等你回来，一切都会好的。咱们从头再来。”“对，”妻子两眼放光，附和道，“咱们从头再来。”过了一会儿，妻子转过身去，背朝他张望窗外。月台上，人人都匆匆忙忙，不顾避让而相撞。火车头蒸汽的嘘嘘声音，一直传到他们的耳畔。他呼唤妻子的名字，等她转过身来，便看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啊。”里厄轻声劝道。妻子眼泪汪汪，重又浮现笑容，只是还有点儿僵硬。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你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里厄紧紧拥抱妻子，继而回到站台，隔着车窗的玻璃，现在只能看见妻子的笑容了。“千万照顾好自己呀。”里厄说道。可是，妻子听不见他说话了。在站台的出口处附近，里厄遇见了奥东先生，手拉着小儿子的预审法官。大夫问他是否要动身去旅行。奥东先生身材瘦长，穿一套黑礼服，五分像从前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五分像殡仪馆的掘墓人。他声调亲热，回答简短：“我来接奥东太太，她去看望我的家人回来。”火车汽笛长鸣。“老鼠……”法官说道。里厄朝火车启动的方向望了一眼，随即又转向出站口，他应了一句：“是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时的情况，他记得清楚的，也只是一名列车员经过，腋下夹着一箱死鼠。

    当天下午，开始门诊时，里厄接待了一个年轻人，据说是记者，上午就来过诊所。年轻人名叫雷蒙•朗贝尔，矮个头儿，肩膀宽阔，一副果敢的神情，明亮的眼睛透着聪明。他穿一身运动装，看样子生活挺富裕。他开门见山，表明他为巴黎一家大报馆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想了解他们的卫生情况。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情况不佳，但是深谈之前，他想了解记者是否能如实报道。

    “那当然了。”记者答道。

    “我是想说，您能百分之百进行谴责吗？”

    “百分之百，不行，这得实话实说。不过，照我的估计，这样的谴责也不会有什么根据。”里厄心平气和，说这样的谴责，确实没什么根据，而他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文章能否做到毫无保留。“我只接受毫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也不会用我的资料支持您的见证。”“这是圣茹斯特 的语言。”记者微笑道。里厄也不提高嗓门儿，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但是认为这是一个厌世的人所用的语言，不过，这个人与其同胞也有同好，自身也决意拒绝不公正和退让。朗贝尔耸了耸肩膀，注视着大夫。“我觉得理解了您的意思。”他站起身，后说道。大夫送他到门口：“我感谢您能这样对待事物。”朗贝尔有点儿不耐烦的样子。“好吧，”他说道，“我理解，请原谅，打扰您了。”大夫同他握手，并且对他说，现在城里发现大批死老鼠，以此为题写一篇报道，也许会相当吸引人。“哦！”朗贝尔欢叫了一声，“这事儿我有兴趣。”十七点钟，大夫又出诊了，在楼梯上同一个男人打了个照面。

    此人仍然年轻，侧影显得笨重，大脸膛，眼窝深陷，两道浓眉。里厄遇见过他几次，那是在这幢楼的顶层西班牙舞蹈演员的家中。此人名叫让•塔鲁，他正有滋有味抽着一支香烟，聚精会神地观赏脚下台阶上一只老鼠垂死的抽搐。他抬起平静的目光，灰色的眼睛稍微多看了一下大夫，向他问好，还说老鼠都跑出来可是件怪事。“对，”里厄答道，“不过，到头来就该让人恼火了。”“在某种意义上，大夫，只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类似的现象，我们从未见过，仅此而已。而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对，实在有意思。”塔鲁伸手往后拢了拢头发，又瞥了一眼现在不再动弹的老鼠，然后冲里厄微微一笑：“不过，大夫，不管怎么说，这是门房主管的事儿。”说到门房，大夫正巧碰到米歇尔老头背靠在楼门口旁边的墙上，平常充血的脸上又添了不胜其烦的表情。“不错，这我知道，”他回应向他表示有新发现的里厄，“现在一见到就是两三只了。而且，在别的楼房里也是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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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偶尔试图在人前谈上几句心里话，流露出一些情绪，那么不管对方回答些什么，其结果十之八九都反而会刺伤他的心。他会发觉他和谈话对象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一个讲的确实是他整整几天来思念和痛苦所凝成的语言，他想表达的是长期受到等待和激情煎熬的形象，而另一个认为他发的只是些老生常谈的牢骚，谈的是那种比比皆是的苦闷，人人都有的伤感。不管回答是善意还是而已，总和讲话者的意愿相违，隐刺还是闷声不响为妙。有些人耐不住沉默寡言的苦闷，但又不能和别人推心置腹，于是只得人云亦云，讲些老生常谈的话，聊聊一般的人情来往，社会动态，无非是每天的新闻而已。把最真实的痛苦通过庸俗的套语来表达，这已习以为常了。

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

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和大家一样，他们专为自己着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的。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噩梦。然而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只是因为做了医生，对于病痛有他自己的认识，想象也就丰富一些。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这样，鼠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作者在这里可以肯定他所写的东西也能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这是作者同许多市民在同一时间中的共同感受。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有时候我们让自己陶醉于幻想境界，设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亲人回来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再不然便是故意把火车不通的事忘掉，在平时乘傍晚快车来的旅客应该到家的时刻，赶回家中等候亲人。当然，这些游戏是不能持久的，清醒地知道火车不通的时刻总是会到来，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同亲人的两地分离注定要持续下去，而且我们必须设法安排自己的一切来度过这段时光。总之，从此我们重又陷入被囚禁状态，我们只有怀念过去。即使我们中有几个人寄希望于未来，但当他们受到了相信幻想的人最终所受到的创伤，他们也就很快地、尽力放弃了这种奢望。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使他们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来，或者可以说强制自己一直垂着脑袋过日子。但是这种小心谨慎、回避痛苦和高挂免战牌的做法效果当然不大，他们竭力避免这种绝对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结果连把鼠疫暂且置于脑后、幻想日后与亲人团聚的情景 —— 这种幻想，总的说来，是常有的 —— 也给冲掉了。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痛苦的境地，否则便无立足之地。

他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那就是生存于无益的回忆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恋着过去，而感觉到的不过是惆怅。

他们活像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到末了，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空虚感的唯一方法是...

尽管眼前有着这一幅幅不寻常的景象，可是看来我们城里的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大家都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别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疫病的来临。对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感到恼火、生气，但不能光用这样的情绪来对抗鼠疫。他们首先的反应便是责怪当局。

数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说服力了，但力量还不够强，仍不足以改变市民们的看法，他们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认为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终究是不会拖得太长的。

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群众本来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一来舆论就表示对此坚信不疑。

这些人中大部分对银行、出口、柑桔，还有酒类生意等方面有精辟而专门的见解，他们在诉讼或保险问题上拥有毋庸置疑的知识，更不必说他们的过得硬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乐于助人的态度。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乐于助人。但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帕纳卢的布道，塔鲁也写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给人好感的热情。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等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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