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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突袭了他们从前默许的知名同性恋集会场所，并在汉堡逮捕了数百名港口区的妓女，颇为怪异的是，其执法依据的是国会纵火法令“保护人民和国家”。这些突袭行动即使不说明其他问题，至少显示了国会纵火法令几乎可以用来为政府采取的任何种类的镇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纳粹党在短时间内全面瓦解了性法律改革运动，并且把对于性行为的法律限制从既有的惩罚同性恋关系的法律，扩展到惩罚不以提高生育率为直接目标的许多其他种类的性活动。P401

由于民主派各政党已被取缔，市议会和州议会已被接管，变成了当地纳粹头目的啦啦队，报纸已被剥夺自由调查权，不再有能力调查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此时在纳粹掌控的各级政府机构新任命的高级官员的鼓励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偏见。P403

大规模失业的紧迫问题首先是通过强迫手段处理的。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方案是1933年3月的“农场援助”（Farm Aid）计划，它沿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启动的乡村经济帮扶项目，挑选失业的城镇青年到田间劳动，以换取食宿和象征性的工资。

防范性拘禁越来越被认为是摆脱惯犯给社会造成的负担的长久之计。P405

恐怖行动针对的远远不是特定的、普遍不受欢迎的少数人，而是无远弗届地波及每一位公开表达异议的人，包括偏常人士、流浪者以及一切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人。……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社团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从国家到乡村的每个层级无所不包。

纳粹党对联邦各州的接管，是这个进程的关键环节。P406

法律废止了联邦各州的自治权，并且为每个州配备了一位由柏林任命的帝国行政长官，其中除一位以外，全部是纳粹党的支部书记。……在每个层级实现公务员的纳粹化——的障碍所剩无几。

这种大规模清洗的法律依据，来自4月7日颁布的所谓《恢复专业公务员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社会先是被简化成一群不知姓名、无法区分的大众，然后被重构为一个新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任何事情都是以纳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公开的异议和抵制都成了不可能之事，甚至讨论和计划发表异议也不再可行，除非暗中进行。……德国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是惊人的。而且其目标并不是仅仅消除反对党的发展空间；新政权让整个德国归附纳粹党，是为了便于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思想灌输和再教育。

几年后反思这个进程时，律师雷蒙德·普雷策尔……他的结论是，“最简单的原因是恐惧，如果你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导致人们屈服的最根本原因，几乎总是恐惧。与暴徒同流合污是为了免于挨揍。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就是沉醉在万众一心氛围中的亢奋感，即从众心理”。P415

他（雷蒙德·普雷策尔）还认为，许多人觉得他们的政治领袖，从布劳恩和泽韦林到胡根贝格和兴登堡，因软弱而背叛了他们，所以他们加入纳粹党属于一种任性的报复行为。令有些人印象深刻的是，纳粹党所预言的一切，似乎都将实现。“还有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加入纳粹党，可以改变纳粹党的面貌，甚至可以立即扭转它前进的方向。不过，许多人紧跟潮流，当然是为了加入他们所认为的胜利者一方。”在大萧条的环境中，时世艰难，工作难寻，人们依赖着每日上班下班的刻板生活，把它当作唯一的安全模式：不跟着纳粹党走，就意味着拿自己的生计和前途冒险；进行反抗，则意味着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希特勒及其伙伴每次都为他们的行动找一块合乎法律条文的遮羞布。……希特勒格外重视国会纵火法令和《授权法》；戈林在普鲁士把褐衫军和党卫队编为辅警，而不是随便让他们继续横冲直撞，行动时一点儿合法的掩护也没有；纳粹政权在执行第一批政策时，坚持由国会通过法律授权或者由总统令予以批准。“合法革命”的策略奏效了。希特勒一再保证说要采取合法行动，这使他在联合政府中的盟友以及对手都以为可以用合法手段与纳粹党打交道。纳粹党人的行动有了合法的掩护，于是公务员可以按照他们的要求起草法令和法律，比如在1933年4月7日的《公务员法》中，他们甚至打破行政部门所应遵循的中立准则，要求解除犹太裔和政治上不可靠的公务员的职务。P482

像德国这样一个先进的、极有教养的民族，怎么会如此迅速、如此轻易地屈从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蛮力量？纳粹攫取政权过程中所受到的认真抵制为何如此之少？一个无足轻重的极右翼政党怎会如此戏剧性地突然上台掌权？为什么如此多的德国人没能意识到无视纳粹运动的暴力、种族主义和杀戮天性，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国籍的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德国孕育了贝多芬，俄国孕育了托尔斯泰，意大利孕育了威尔第，西班牙孕育了塞万提斯，而这几个国家在20世纪都经历了残暴的独裁统治，两者之间毫无关联。拥有数世纪高度文明的社会坠入政治野蛮主义，并不比文化成就乏善可陈的社会的堕落更令人费解；文化与政治根本不是以如此简单和直接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如果说第三帝国的经验使我们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对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文学之热爱，并没有赋予人们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免疫力，从而拒绝暴力和暴行、免于听命独裁统治。实际上，1930年代以来的许多左翼评论家认为，德国文化和社会的先进性本身就是纳粹主义胜利的主要原因。德国经济是欧洲最强劲的，德国社会是发展最完善的；在德国，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组织化程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意味着资本家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直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不顾一切地渴望维系其权力和利益的大企业主及其依附者，利用他们的全部影响力以及任其支配的全部宣传工具，创造出一种专门服务于其利益的群众运动一纳粹党，然后操纵它攫取权力，并在纳粹掌权之后，靠它谋取利益。

这种观点在1920年代至1980年代被各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相当精妙的阐述，不应仅被当作宣传而草率否定。在1945年至1990年冷战期间，分裂欧洲的“铁幕”两边都有数量可观的学术著作受到这种观点的启发。然而，作为一种宽泛的概括性解释，它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另一种思潮所强调的，不是意识形态和信仰在德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而是它们的无足轻重，持此论者与上文提到的那些历史学家有时竟是同一批人。德国人有时候被说成对政治缺乏真正的兴趣、从未适应平等交换意见的民主式政治辩论；然而在所有被用来解释1933年第三帝国登场的关于德国历史的错误观念中，没有比“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更缺乏说服力的了。这个概念多半出自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创作，德国中产阶级智识人士后来将它当作遁词，即接受自己“不曾反对纳粹主义”这个不那么严重的罪名的批评，以免遭“支持纳粹主义”的谴责。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历史学家断言，德国中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即从政治活动中退出，转而在赚钱生财或者文学、文化与艺术中寻求慰藉。他们还断言，德国智识人士把效率与成功看得比道义与意识形态更重要。然而如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无论1920年代德国的问题出在哪里，都一定不是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政治信仰，情形甚至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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