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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变 》 汇集了香港大学荣休教授程介明先生近20年来发表在《信报》《教育评论》上的几十篇文章，有关社会变化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全书共分为三部分：未来已来；社会变了；教育也要变。作者围绕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模式、组织结构、个人的职业状态的变化等方面，阐述教育也要着力培养个人内在的、全面的、应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支撑个人未来的一生，才能应付多变、速变的社会。在本书中，作者把社会与教育联系起来，做一个新旧对比，旨在说明：社会变了，教育也必须变。

推荐序 明天的教育会好吗？ 001

代序 自白   005

Chapter  01  未来已来

宏观数据与人的故事   003

家长的苦恼          007

是否太悲观了？       012

未来已来             018

Chapter  02   社会变了

后工业社会形态   025

后工业时代的传统工业 029

蓝领的空间是怎样失去的？ 033

不一样的机构形态  038

新一代的职业观  043

生涯规划这回事…… 049

毕业生的就业常识  054

就业常态的适应  059

失业·就业·创业 064

就业·创业·教育  068

对口就业还是常规吗？ 072

裁员辨  076

“不打工”的大学生  080

大学生就业：以往与现在  085

青年前途= 就业？  090

人口推算·劳力预测·教育规划 095

不一样的社会期望  100

素养·技能·能力  106

知识与技能之外 110

知识能力之外的素质 115

孤立的个人，坚强的个人 120

科技与未来  125

后生可畏 130

人人都可以成为知识分子？ 134

Chapter  03  教育也要变

知识建制逐渐崩溃？141

知识的喂饲    145

教育与社会：新与旧 149

习惯与误会  154

不一样的教育  158

过时的教育观？  163

教育改革，改什么？168

教育到底面临什么挑战？173

大树·社会流动·教育公平 178

大学招生与社会流动 183

教育=学以致用？ 188

人力资本新定义 193

教育：放眼看 197

21世纪——能力？素质？素养？202

目的的追寻  206

教师：改革对象？  211

升学与就业之外   216

人的素质  220

学生的工作体验  225

戏剧的震撼  230

个别化学习  234

“输在起跑线”：毒咒  239

过去十年，未来十年 244

从教育到学习 248

《仁川宣言》——教育2030   253

后　记   259

程介明，江苏扬州人，1944年出生于昆明。1966年香港大学毕业，曾任中学数理教师、校长。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历任教育学院院长、副校长、校长资深顾问。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中国多所高等院校客座教授；连续10年任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访问教授。多次参与内地本科教学评估。为多个国际组织的顾问委员，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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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在起跑线”：毒咒

“不要输在起跑线”或者“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是内地几乎流行了十年的一句话。内地正经的评论，可以说是齐声讨伐，但是媒体与民间却越传越烈，苦口婆心不敌“爱儿心切”。这两年，这句话也在香港流行起来，甚至有学术机构糊里糊涂地用来作为研讨会的标题。

也许读者都明白，现在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不是指运动场上的竞赛，而是比喻“孩子早期教育的重要”。这是正面的阐释了：在运动场上，起跑慢了，就输了许多；孩子的教育，早期慢了，将来就会输许多。这听起来顺理成章，对于家长来说，很具刺激性，于是就想办法让孩子尽量多学一点。

其实，即使在运动场上，也没有起步越早越好的规则。起步过早，叫“偷步”。起步时间的拿捏，也是运动员的一种素养。这届奥运会，不是有运动员在游泳接力中过早起步而丧失资格吗？再说，“起跑线”的重要性，仅限于短距离的冲刺式赛跑；跑过长跑的人都知道，长距离的竞赛，起步快慢，是否带头，是个别运动员自己的策略，在比赛后期才冲线成功的，比比皆是。

早期教育，极为重要

早期教育是否重要？当然重要，极为重要。幼儿时期的身体与心智的发展，影响其一生。有些发展，比如营养、语言，幼儿时期缺乏了，就会失去将来发展的良好基础。近年大家都接受了“母乳”喂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是后期难以补偿的。教育来说，愈来愈多的国家接受了早期双语（或多语）沉浸，那是后期教育不容易弥补的。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例子，说明我们的教育观念和制度，“重视大学，轻视幼儿”，是一种谬误，是违反人类成长规律的。我们的幼儿教师，资历要求、工资，也是违反了人类成长的真正需要。以经济学原理来说，幼儿教育节省一元钱，将来会以付出几十元作为代价。这是说，孩子的早期教育极为重要，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观念的改变。

但是“不要输在起跑线”，其毒害，不在于提倡早期教育。的毒害是一个“输”字，把家长的情绪都绑在“输”“赢”的战车上了。孩子的成长，与他们的“输”“赢”，完全是两回事。

这是幼儿成长与运动场的不同。运动场有固定的跑道，固定的方向，每个人按照统一的规则去跑。幼儿就很不一样。有些孩子（尤其男孩），到了两岁还不会说话，父母急死了，怕是哑巴；长大了可能是一个演说家。孩子不到一岁就能摸着墙学步了，家长高兴得不得了，但又不可能因此断定其将来就是运动家。孩子的成长，快与慢、早与迟，只有大概的阶段，每个人都不一样。如何定输赢？

孩子成长的早迟、快慢，牵动大人的情绪，那是人之常情，一般也不会带来任何祸害。但是若是人为地刻意去加速、提早，却很可能会危害孩子的成长。不久以前，很多家庭还用“学行车”，婴孩在懂得走路之前，在一个圆形的、有轮的小座位里面，用双脚撑地滑行，悠然自得；后来才知道，这是错误地、不自然地锻炼他们的腿部肌肉。现在就绝迹了。也有相反的，家长有时候误会了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不会说话，就不与孩子讲话，结果孩子就缺少语言元素的输入，延迟了说话。

快慢迟早，无关宏旨

这些都说明，孩子的早期成长是有规律的，是在现实世界的环境中自然发生的，而发生的过程也是各不一样的。家长的责任，在于了解孩子，提供自然的环境，让他们健康成长。可以有对、错，有好、坏，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但是不存在输、赢的因素。

输、赢讲究的是比较，是比赛：“看谁的孩子赢？”“赢”是要打倒别人才算数。“赢”就要攀比。于是，“人家的孩子”就成了标尺：“两岁就念唐诗了”“三岁就学钢琴了”，还有英语、武术、书法、舞蹈、篮球、游泳，甚至记忆、思维方法等。有些适宜早学，有些不宜早学，哪里顾得这许多？反正同辈们的孩子都在学，人家一个暑假学七八样，我们家的只有四样，那不是明明“输”在起跑线了吗？暑假如是、平常如是，把孩子的时间塞得满满的。到底孩子学了些什么？损失了什么？无法考虑了。

家长有这个需求，有生意哪有不做的？于是出现了种种提供这类幼儿活动的项目和机构。有些比较认真；有些老实说纯粹是满足家长的欲望，但收费大都不便宜；有些明显地进度缓慢，香港人叫“耽症”（医生故意拖慢医疗）；有些貌似在引导学生学习，但却看不出有什么章则。反正源源不绝有家长把孩子送进来。

还有真正的比赛，小小年纪的幼儿就可以拿冠军、优异奖，家长好不高兴。（不止一次看到幼婴的爬行比赛，老是弄不懂在比什么。）

只顾输赢，不问错对

打倒了别人，自己得到了什么？往往没有家长会问一下自己。但是香港人是讲究成果的，于是给孩子制造一个丰满的“档案”（就是大学入学有时候要求的学习档案）。曾经看过一份幼儿的“档案”，有20多页，有40多项奖项，孩子才4岁。不可思议！朋友说我少见多怪，“还有更长的呢！”

于是轮到学校了。有少数的幼儿园和学校不看（甚至不接受）“档案”，但是大多数还是接受的，理由是：“考生太多，多一点数据总是好的！”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小小的幼儿，也要挑算、择优；也不知道是根据哪一门子的学问，可以三四岁（甚至两岁）就分出孩子的优劣。于是恶性循环，家长竞相把“档案”拉长、加厚，算是小小幼儿的“业绩”吧！孩子从小就以为，拿着一大本厚厚的“档案”，是自己的威风。

来来去去，把孩子宝贵的学习时间，贡献给“档案”了。听过有家长说：“人人都做，不做不行；还不能做得太差。”

这还不算，由于绝大多数学校都要面试，于是又出现了不少幼儿面试的训练班。许多家长都不以为然，但又不敢不参加。“我的孩子连话都没有讲全，参加训练总有点儿好处吧！”这更是与幼儿的成长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是过早要他们按大人的期望演戏。请问：“不要输在起跑线”，是否是一个毒咒？

输、赢的观念，霸占着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在幼儿需要奔放地成长的时候，过了这个阶段，就要受到大社会的规范。在这个时候，强迫孩子去接受输、赢的煎熬，恰恰是在他们人生的起跑阶段，强迫他们做他们不应该做的事。其实是“错在起跑线”。

归根结底，“输、赢”与“好、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都是低水平，赢的也还是低水平；如果都是错的，赢了就说明错得厉害。

原载《信报·教育评论》（2016–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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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天的美好不会自然而来，教育的明天，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1.朱永新教授倾情作序推荐。

2.作者以丰富的教育经历和对国际教育趋势的变化，把社会和教育联系起来，阐述社会变了，教育也应该相应改变，培养个人内在的、全面的、应变的能力。

3.32开，精装，印刷精美，阅读感好。

编辑推荐篇章：

1. 未来已来

2. 输在起跑线：毒咒

媒体评论

程老师的这本书是他近20 年在香港《信报》发表的50 余篇文章的合集，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内容非常丰富，也自成体系。内地与香港政情与文化不完全一样，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对世界教育思潮有着“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便利，又和内地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书中讨论的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下和未来的教育，有着特别的意义。

——朱永新

前言

序 

明天的教育，会好吗？

次见程介明先生，应该是26年前的1994年11月1日。

当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应邀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作了一场《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的学术讲演。在那里，见到了老朋友张民选兄，他正在香港大学跟随程介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由此结缘了程介明教授。那时我正在苏州大学担任教务处处长，程教授告诉我，他的母亲也是苏州人。我感到很亲切，于是开始叫他程老师。

名师出高徒。民选兄学成以后，先后担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 部“国际教育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等重要职务，成为在国际教育舞台上非常活跃的一位教育家。

六年前，我在发起“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人选之一，就有程老师。在论坛相关工作中，我们有了较多的交往、深度的交流和密切的合作。他担任主席的世界教育前沿峰会，每次都选择国际教育界关注的重大问题，邀请世界各国的名家讨论交流，每次都邀请我作主旨演讲，躬逢其盛，让我不仅能够学习国外教育家的成果，也领略了程老师在国际教育界的号召力、影响力和领导力。

程老师学问很大，为人低调、谦和。他是我见到的很少的既熟悉世界教育动向又了解中国国情的教育家，他曾在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多个机构任职，也深入过我国贵州等多个贫困地区做田野调查，还担任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他的许多教育观点既有前瞻性又很接地气。如在这本书中他对于高考制度的分析：“高考，是一个选拔过程；它承担着社会功能。这个功能，不是我和你可以朝夕改变的，也不是通过教育可以解决的。但是这样的考试，却往往对于学生个人的学习与成长很不利。人生下来就是不一样的，偏偏要逼着他们按照统一的步伐、统一的内容、统一的要求进行筛选，那其实是极为残忍的。”既指出了高考的弊端，又分析了高考改革的难度。

程老师不仅学问好，对国家前途命运也非常关注，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我曾经说过：“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看到这段文字，程老师时间反馈说：“对极了，这才是正能量。怒目金刚，太普遍了，也太容易了。”可能也正因如此，他对我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格外关注，给予诸多支持。

我还记得次听程老师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讲演，非常震撼。那次演讲的主题，就是这本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社会变了，教育也应该变化。学习是人类的天性，教育却不是。受了教育，也就是进了学校，并不一定就会有学习。

程老师的这本书是他近20年在香港《信报》发表的50余篇文章的合集，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内容非常丰富，也自成体系。内地与香港政情与文化不完全一样，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对世界教育思潮有着“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便利，又和内地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书中讨论的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下和未来的教育，有着特别的意义。

1918年11月7日，即将过60岁生日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明天的教育会好吗？程老师的这本书以“教育之变”为题，正是在探讨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应该与100多年前梁漱溟先生的回答是一致的。

当然，明天的美好不会自然而来，教育的美好明天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朱永新

2020年12月15日晨，写于福州悦华酒店

代 序

 自白

我主要是研究教育政策的。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办学，从数学、物理教师转而注意教育行政；又因为后来香港发展公立中学，所在的私立学校面临严重的危机，因而关注教育的宏观发展，也就是关注教育政策。一次，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本书的书脊：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1（《教育经济学导论》），觉得不可思议——教育怎么会与经济扯上关系呢？从此对教育的宏观现象产生兴趣。

开始的时候，（我关注的）是传统的政策研究，也就是当时热门的“教育规划”，主要是看数据、看统计、看趋势、看管治、看结构、看财政，等等。因此研究入学率、在校率、毕业率、升学率、就业率；研究人口变化、内部效益（资源的高效使用）、外部效益（资源的社会效用）。在这些前提下，研究体制结构、资源分配、学校领导、课程发展、质量保证、教师评估、学生考核等教育行政方面的措施政策。 

这里忍不住向读者介绍一下我对这个问题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历程。上一轮教育改革，启发了我，开始看教育以外的大环境。记得1999年1月25日，当时梁锦松做主席的教育统筹委员会，启动教育改革，在香港大会堂聚集了800位社会精英，我的启动演讲，题目是“教育问”，用了大约40分钟，全部都是问题，没有答案。当时台下沸腾，纷纷诉说教育的不是，而且大都抛开了自己的社会职务，不知不觉地都以家长身份，近乎控诉。其中至今历历在目的，是冯可强先生的一番话，大意是：引起家庭中不愉快的，往往就是孩子的功课。另一位（忘记了是谁）甚至说，夫妻之间引起争拗的，往往也是因为孩子的功课。

教育改革，放眼目的

回想起来，当年教统会（香港非法定组织，负责按社会的需要而向香港政府提供有关整体教育事务）做对了一件事：没有急于提供答案，而是动员全社会，用了一年的时间，讨论“教育目的”。还记得在每家小学竖立一棵纸板做的树，每名学生挂上一只纸苹果，上面写“I have a dream. Education should be...”（我有一个梦想，教育应该是 ）。用了一整年的时间，他们收到一万四千多份来自社会各界的建议书。后来就提出了“乐于学习，善于沟通，勇于承担，敢于创新”的“乐、善、勇、敢”四字作为临时的教育改革目标。

全社会讨论教育目的，里面隐含的思路：在教育的“目的”与“手段”两个方面，在这个时候必须同时改革；不能假设目的没有问题，只谈手段。不是期望在手段上“做多些、做好些”，而是从“目的”着眼。假如“目的”不一样了，原来的“手段”就要作根本的改变。这是当时香港教育改革的基本思维。近年有机会观察、咨询、参与世界不同地方大大小小的教育改革，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体系，都只不过是在原来的教育形态上面，修修补补。花了庞大的人力物力，结果就像修车一样，修完还只不过是原来那部车。我把这叫作“补缺思维”（deficit model）。现在环顾，在这方面，香港、上海、新加坡市等城市可以说是例外。芬兰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教育改革也是面向新的目的。

恰巧当时在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主持终身教育的老朋友（David Tuijmann）路过香港，他介绍的北欧终身教育景象，给了我两方面的启示：一个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变化了的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另一个是贯穿教育制度的主轴，应该是“学习”。现在回想起来，他所介绍的情况，其实并无特别惊人之处，但是这两个方面，却成了我此后思考的两个主要方面，近年在各地作演讲，通常PPT的张是：“教育的终目的——学生的未来；教育的核心业务——学生的学习”。不厌其烦，一个宏观，一个微观。这是我学习心得的简单的概括。

重点观察，教育以外

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开始注意教育以外的社会。因为假如教育的终目的是学生的未来，那么，未来的社会将是怎么样的？今年小学一年级的学生，16年以后就要进入社会了（假设人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16年以后的社会将是怎么样的？要知道未来，先要知道现在。稍微接触，我就已经大吃一惊。

首先注意的是“workplace”。这个单词，一般译作“职场”，我把它译作“工作形态”。并非直译，但认为使用起来更加贴切。英文的“place”，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场”。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投资银行，也是缘分，一个偶然的机会，发觉他们不是按传统的科层结构操作，而是每一个客户设立一个工作组。我也在大学教过学校管理，这与马克斯·韦伯经典的工业社会科层架构完全不一样。后来才知道，许多比较新的行业和机构，都是如此。靠的不是明细的部门分工，而是综合性的“一站式”服务。工作组以外，也有被叫作“deal team, project team, account team”（交易小组、项目小组、客户小组）。也有一些采取所谓“矩阵式”结构，也可以说是“部门分工”与“一站式”之间的中和。

由于在大学担任的职务，我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负责筹款，经常有机会与商界的朋友交往，基于他们口中的描述，社会的工作形态景象愈来愈清晰。我又有幸在大学当了18年的学生宿舍舍监，学生毕业后的动态、毕业前的思考，都大大帮助了我不只是认识了社会的变化，也认识了年轻人的变化。这些认识过程，不是一两个研究项目可以代替的，而是一个长期观察、反复求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假设，不断推翻自己的过程。

身边事物，蕴藏智慧

举两个例子。听美心集团的创始人伍沾德先生的分析，才感觉到，传统的“规模效益”，已经不一定是一家公司扩展时的基本考虑。美心在香港有600多家店，各类中国菜、外国菜、咖啡、面包、快餐，都有，但只有少数还带着美心的招牌。这正应了文献中“less of more”（少量多款）的论述。听田北辰先生来大学讲他们G2000的两句座右铭：“When it works, it’s obsolete！”（我的翻译：流行的，已经过时了！）还有一句：“Customers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顾客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也是世界上有关创新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生产并不一定是为了满足需求，更重要的是营造购买的欲望。这两个例子都充满着对于现代社会——我称为后工业时代——的深刻认识与智慧。

与此同时，刚好又有机会看到一些传统工业社会典型的流水作业式的工厂，比如早期香港的玩具厂、改革开放初期东莞的工厂，以及非洲莱索托与斯威斯兰的制衣厂，亲眼看到了查理·卓别林《摩登时代》的现代版。

同时，也看到这些传统工厂的式微，深圳一些工厂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就要不断转型，否则就难以生存——从几乎全部是操作工，转型为生产、设计、营销人员各占三分之一。也可以看到这些工厂对人员学历要求的转变。

经年累月，不断地假设与推敲，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教育观——从生产形态、机构形态、工作形态，到个人的职业形态，以至于人们的工作意识形态，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的、全面的、不可逆的变化。一句话：变得认不得了！

总的来说，教育的终目的，是为了学生的未来，也是为了社会的未来。我在过去几年，不断提出一个看法：学习是人类的天性，教育却不是；教育是人类为人类设计的体系，因而不同时代的教育体系，必然带有该时代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乃至宗教的特点。在不同时代，人类对于教育会有不同的观念，也就是说，教育是会过时的！这是我们的教育面临的挑战。

原载《信报·教育评论》（2019–01–25）（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