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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马克斯•韦伯脍炙人口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这两次演讲作于D一次世界大战终战前后，昨日世界业已崩塌，新的社会及政治秩序尚未成型，德国年轻人中弥漫着一股迷惘的集体氛围和左倾的政治浪漫主义。面对着渴求意义与先知的听众，韦伯刻意与纷乱的时事保持距离，将他的主题置放于思想史及社会史的脉络中，从而对现代世界做出根本性的诊断，并将此诊断运用于德国所面对的政治局势：在一个祛魅后的世界，学术及政治是否能成为一种志业？对世界有所知和对世界采取行动之间的统一，是否能在学术中或在政治中实现？韦伯的回答冷峻克制，暗蓄悲情，寄托深远。而他提出的价值中立原则及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的对峙，迄今仍对我们的学术反省与政治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导读：祛魅时代的学术与政治 刘 擎

导论：韦伯的生平与思想

导论一 韦伯小传

导论二 韦伯的政治关怀

导论三 韦伯的学术

译 例

学术与政治

导 言 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

D一章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第二章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附 录

附录一 韦伯两篇演讲发表的日期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4.21—1920.6.14），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小城埃尔福特。1882年，开始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92年起，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逝。

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和爱米尔·涂尔干三人，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在对现代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中，马克斯·韦伯的地位至今仍然无可质疑，其思想体系始终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他一生著述甚多，其中以《学术与政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 译者简介

钱永祥，1949年生于兰州，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供职于台湾“中研院”，研究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年来从事自由主义专题研究和“人民”概念研究。《思想》杂志主编，《台湾社会研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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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年轻学者请教一些做讲师的意见，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是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Lasciate ogni speranza”(放弃一切希望)。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pneuma）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强不能以为能，试图“发明”一种巍峨壮美的艺术感，那么就像过去20年的许多图画那样，只会产生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如果有人希望宣扬没有新的真正先知的宗教，则会出现同样的灵魂怪物，惟其后果更糟。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钝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

我的印象是，我十有八九是在同一些空话连篇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从人性的角度看，这即引不起我的兴趣，也不会把我深深打动。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一切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追求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

那么，这个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之久的除魅过程，以及以知识作为环结与动力的“进步”，在纯粹应用与技术层面之外，是否还带有任何其他意义？诸位在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作品里，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以最原本的形式提了出来。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很独特。他整个思考，环绕在“死亡是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个主题上逐渐发展。他的回答是：对于文明人来说，死亡没有意义。死亡对于文明人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文明人的个人生命是置放在无限的“进步”当中；依照这种生命本身的内在意义来说，这样的生命永远不会走到尽头。因为对那些身处进步过程中的人来说，前面永远有下一步待走；任何人在死亡之时，都没有抵达巅峰，因为巅峰是在无限之中。亚伯拉罕（Abraham）或古代的农民“年高而享尽了生命”，因为他是站在生命的有机循环过程中；因为就生命的本质而言，他在生命的黄昏已经获得了他的生命所能给他的一切；因为他眼中再也没有他会想要去解开的疑惑；因此，他可以说，这一生已经活“够”了。反观文明人，处在一个不断通过思想、知识与问题而更形丰富的文明之中，很可能“对生命倦怠”，而非享尽了生命。他只能捕捉到精神之生命不断新推出的事物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而他所能掌握的，却又只属一时而非终极。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在他眼中，乃成为一桩没有意义的事件。既然死亡没有意义，文明生命本身也就不再带有任何意义；因为死亡之所以缺乏意义，正是肇因于生命之不具意义的“进步性”。在托尔斯泰后期小说中，此一论点随处可见，形成他艺术的基调。

书籍介绍

本书收录马克斯•韦伯脍炙人口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这两次演讲作于D一次世界大战终战前后，昨日世界业已崩塌，新的社会及政治秩序尚未成型，德国年轻人中弥漫着一股迷惘的集体氛围和左倾的政治浪漫主义。面对着渴求意义与先知的听众，韦伯刻意与纷乱的时事保持距离，将他的主题置放于思想史及社会史的脉络中，从而对现代世界做出根本性的诊断，并将此诊断运用于德国所面对的政治局势：在一个祛魅后的世界，学术及政治是否能成为一种志业？对世界有所知和对世界采取行动之间的统一，是否能在学术中或在政治中实现？韦伯的回答冷峻克制，暗蓄悲情，寄托深远。而他提出的价值中立原则及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的对峙，迄今仍对我们的学术反省与政治实践具有启发意义。